对社会性心理应有平常心
——访李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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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夏欣
李银河，女，社会学学者。1952年生于北京。曾在光明日报社、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工作，后赴美国学习，获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问：你新近出版的性社会学系列《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性虐恋亚文化》，被称之为中国性社会学的“扛鼎之作”。无论是性社会学女博士的身份，还是你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都显得十分耀眼。在中国，女性学者用社会学理论解释人类的性行为，你是第一人。我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你选择这样一个大家都保持“礼貌的沉默”的领域做研究？和你个人的阅历有关系吗？ 答：这和我个人倒没什么直接关系，只是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性这个问题在中国挺有意思。中国人对性的态度值得研究，其中有许多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中国人有一种很微妙的文化心理，就是觉得性的欲望小小不言，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与意识中，性是可耻可羞的，可做不可说，即使高尚之士也把它节制到最低限度。性在重要与不重要、崇高与羞耻、上流与下流之间永远属于后者；而西方与性有关的论争常常是围绕正确与错误、正常与反常、罪与非罪展开的，所以有西方是罪感社会，中国是耻感社会一说。 性，作为人的一种创造力和情感欲望的自由表现方式，常常要成为权力控制的对象，这个“权力”概念并不是指一个有权的群体如何如何，按照福柯（西方性思想家）的观点，更多的是指人在自我禁锢的过程中被强制内化了的东西，包括舆论、规范、伦理这些弥漫在心理的东西。比如同性恋者不光是医生，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有病。再比如我在一次设计研究问卷中有一个关于女性性权力的问题：“你们夫妻之间谁主动多？”有的人就不解地写信说“这也能问？”似乎连想也不该想。 从学术上看，性的地位在中国是一个在独特文化的时间和空间内形成的东西，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对象。性行为与人类其他任何社会行为都是一样的，它之所以发生，并不主要是生物本能，而是人处的社会使然。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恐怕再没有什么事能像性这样引起更多的快乐、烦恼、忧愁、痛苦和论争了。性的问题已远远超过了生理学和动物学的范畴，甚至超出了行为学的范畴，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和哲学关注的题目。在有的发达国家，每年要拨数百万给社会学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但作小规模的研究总是可以的。 问：你的研究的价值也许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更好理解，性同人的自我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一种文化轻视自我，那就会轻视自己的性与爱。 答：人类的性与爱不仅不是低俗的品性和行为，而且是很崇高、很美好的，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是无比重要，因为它至少是人的生活、生命的存在状态之一。有一种意识，就是以为个人欲望、快乐与行为方式根本无足轻重，只有诸如政治、经济、国力这类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可许多人很少想过，关心和致力于这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使每一个人更幸福更快乐？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体验性的自然与美好。这实际上涉及到了一种历史观。在布罗代尔三个时段的划分中，很多时候，我们会自然而然地以为短时段现象（政治事变等）是最值得重视的；中时段现象（某种发展趋势）次之；长时段现象（生活方式）最不值得重视。其实，人对自身幸福和快乐的关注和追求，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归根到底，人的幸福、快乐是目的，各种改革、事变只是手段，我们为什么要喧宾夺主，把手段当目的，而让目的受到冷落呢？ 问：也就是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应该是人类的追求由短时段现象转入长时段现象的过程。如果这是个跨文化的普遍规律，那么看待当代中国在婚姻、性观念等方面出现的变化，比如离婚率增高等等也就不会表面化了。可你还是不能让人们适从形形色色的社会变化。 答：离婚中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性的问题。在离婚问题上，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带有规律性的趋势：一是离婚率在所有发达国家及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都有增高趋势；二是由女方提出的离婚比例高于由男方提出的离婚比例；三是离婚后女性再婚的比例高于男性。我想，这同居住环境、家族亲属关系、人们的交往方式及观念变化有关。总之离婚率增高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以离婚来解除过去难以解除的失败的婚姻，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坏事。虽然离婚过程中有许多痛苦和伤害。有一个一度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结婚仅仅是为了生育而不是为性娱乐，前者是正当的，后者是不正当的。说来说去还是性观念的问题。 问：其实中国古代并不像西方宗教那样否定两性关系。 答：中国古代认为性对人体有诸多好处，男女两性阴阳调和、互补的观念非常深入人心。有人说中国的禁欲从宋明理学始，也有人说自清代以后，反正是在“文革”达到高潮，整个把社会的性心理给扭曲了。社会道德提倡对性事“勿听、勿视、勿言、勿动”，其结果是性行为在中国文化中处于一种特别尴尬的地位：一些人的“自我”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之中，屈服于残存的兽性，自甘堕落；另一些人则痛恨“本我”，压抑自己。改革开放日益富足的物质生活使人们精神生活的空间大大扩展了，也缓解了禁欲的社会氛围。我认为，一个社会的心理应拿出平常心，自然、坦然地欣赏性活动中的美，生活才能变得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主张人的性心理应向古代复归。 问：你的研究报告中提到的西方围绕两性问题的有关论争中，有些思想还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是具有启发性的，比如后现代女权主义在两性问题上的立场等等。 答：西方的研究不少是可以参照的，至少有些研究的角度可以对我们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使我们跳出以往的论争。要不然，我们总是在自己的逻辑里绕，又怎么能推陈出新？（人物素描：赵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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